好文荐读｜李先银等：汉语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新进展
好文荐读（第九十五期）汉语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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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2.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李先银,张文贤,刘明萱.汉语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新进展[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4(02):35-48.
摘要：近二十年来，汉语的互动语言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深化了对汉语口语语法的认识。本文基于研究路径和研究领域两个维度，从行为出发的互动研究、形式出发的互动研究、在线产出研究、话轮构建和序列组织研究、立场表达研究、韵律与多模态研究等多个方面，对汉语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未来汉语的互动语言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互动语言学；行为；序列；在线产出；多模态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编号：23STA036)；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京话口语语料库建设和应用研究”(编号：23YYA003)；北京语言大学一流学科团队支持计划“基于互动观念的语言理论和应用研究”(编号：2023YGF06)；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3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重点项目(编号：23YH01B)资助感谢《语言教学与研究》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一.引言
汉语学界较早就开始关注口语语法的研究，重视从汉语特点出发在真实交际中进行动态观察，形成了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传统。这种传统和互动语言学的理念非常契合，汉语口语研究和互动语言学研究的结合是水到渠成的。互动语言学是21世纪发展最为迅速的语言学理论之一，Couper-Kuhlen & Selting(2018)对二十多年来互动语言学取得的最新成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方梅等(2018)梳理了自赵元任(1968)以来互动视角下的汉语研究，指出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用法研究相结合，会带来很多研究课题和更多的新知。如其所言，近些年，汉语口语的互动语言学发展迅速，成果突出。乐耀(2021)综述了国外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汉语互动语言学成果。但前些年中国境内汉语的互动语言学研究获得很大发展，本文拟管窥汉语互动语言学的整体面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口语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互动语言学致力于挖掘语言资源和行为间的联系，主要研究路径有两条：一是从互动行为出发观察语言资源的征调(以下称为“行为出发的互动研究”),二是从语言资源出发观照互动行为的实现和浮现(以下称为“形式出发的互动研究”)。互动语言学秉持“大语法观”,观察所有参与互动交际的语言资源，不仅包括语言形式，也包括身势眼神等多模态非语言形式。互动语言学对语言资源的研究是按照互动范畴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形成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在线产出研究、话轮构建和序列组织研究、立场表达研究等。本文将以研究路径为经，研究领域为纬，对汉语的互动语言学研究进行梳理，梳理时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纲举目张，以呈现近期汉语互动语言学研究的整体面貌。
二.行为出发的互动研究
互动语言学中的行为指的是言谈参与者在交际中做的事情，是附加于话轮之上的任务。语言“为互动而生，为互动所造”。互动语言学本质上是基于行为的语言研究理论，研究目标是揭示互动行为如何调用语言资源来实现，揭示语言资源在真实交际中实现为何种互动行为，并由此出发揭示行为和语言资源间的互育和互塑。行为清单不限数量，但存在频率的高低差别。常见的行为包括评价、询问、请求、告知、建议、施助、招呼、感谢、致歉、夸赞、恭维、贬损等。行为的识别和归属通常基于交际参与者的合作，发起行为和回应行为几乎总是成对出现、类型化的，如询问-回答、招呼-招呼、请求-接受/拒绝、评价-同意/反对等等。行为出发的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始发行为的表达研究，二是回应行为的表达研究，三是活动研究。
2.1始发行为的表达研究
在行为出发的研究中，评价，特别是负面评价，因其形式和功能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互动学者多从行为出发观察实施评价行为的语言形式。评价和语言形式之间不存在静态的对应关系，而是动态的选择关系，不同的评价行为可能选择不同或相同的语言形式，而同一个评价行为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方迪(2021)对汉语口语中用于评价的语言表达进行了整体以及个案研究，将评价分为组合式评价和非组合式评价，前者的评价行为由显性的带有评价意义的词语和结构实现，如“挺好的”,而后者的评价意义无法从组合字面去推知，如“这话说的”。在实际言谈中，说话人可以对评价进行升级或者降级，如“还好”表达降级评价(张文贤2023)。通常，表达评价特别是负面评价的话语标记、结构和构式都是高度规约化的，如“你看你”“真是”“不是我说你”等，规约化程度与其句法分布和话语分布密切相关，负面评价表达的评价解读对语境的依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规约化程度。(方梅2017)正因如此，评价解读和评价研究在宏观层面必须置于语言的真实使用中去考察，中观层面需要考虑交际者和话语情境，微观层面则需要放到序列环境中去观察。
2.2回应行为的表达研究
Thompson et al.(2015)从疑问、请求、告知和评价等的回应行为出发，考察不同回应所征调的语言形式的差异及选择机制。这种研究范式对汉语相应研究很有启发，特别是对疑问的应答。谢心阳(2018)发现，“单词/短语回应”是对是非问的无标记回应，短语型回应是对特指性特殊疑问句的无标记回应。其他回应方式则意味着答话者对发问者的问题设计有一定程度的质疑。这与Thompson et al.(2015:23-37)词或短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回应方式的发现接近。徐晶凝(2022)将考察范围缩小到寻求特定信息的特指问发现，在电话交谈中，汉语说话人优先采用的回应方式是在词汇—语法特征上与发问句具有鲜明形式连结的整句和 VP零句，与赵元任“答话往往连动词一块说”(Chao 1968/1979:43)的论断一致。这些研究结果说明，自然口语互动现象是精密而复杂的，不仅涉及语言本身，还涉及语言使用中的社会文化、参与者情况、话语情境等互动要素，构成互动共同体，各要素之间协调和竞争。
2.3活动研究
活动是多种行为的聚合。受交际场合、性质、参与者和交际目的等影响，活动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正式度高的访问、会谈、会议、典礼、谈判、报告、机构会话等，正式度低的故事讲述、日常谈话、闲聊、八卦等。更具体的活动如比较、分类、列举等。不同的活动类型会导致话语进程和话语形式上的不同特征。拿故事讲述来说，在进程上通常有开启、发展、高潮和结尾，既有主线讲述，也有支线讲述。在话语形式上，在不同的阶段说话人采取不同的策略和语言形式打包构建故事讲述，如故事的开启，就有明启、直启和暗启的不同策略和形式打包(彭欣2022)。故事的最终构成是因应交互需要由讲述与受述双方实时共同参与完成的(彭欣、张惟2019),在故事讲述中，听话人可采用不同的反馈形式协助推动进程发展，进行立场和情感协同。再如分类活动，客观描述、主观分类和主客观混合三种分类活动的话语模式不同，且从互动功能上看，说话人常常不是为了分类而分类，而是利用分类这种手段表明自己的主观意愿或立场，达到与听话人的交互主观性。(陶红印2020)
三. 形式出发的互动研究
形式出发的互动研究，是从语言形式出发，探讨某类形式执行的不同社会行为及其行为归属。研究热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互动单元的研究。这里互动单元指的是交际中充当话轮构建单位的各级语言结构，如词语(小品词)、话语标记、小句和句子等。二是对话题互动性的研究。无论哪类研究，都强调多维互动，综合考虑交际参与者、语言形式、话语情境、百科知识、社会文化等多维度在互动中的协调。
3.1互动单元的互动研究
互动单元的互动研究，以叹词、话语标记、小句和句子的研究最为常见，一是探求行为和立场表达，二是考察话轮构建和序列组织。
叹词包括原生叹词和次生叹词。吕叔湘(1942/2014:440)指出：“我们感情激动时，感叹之声先脱口而出，以后才继以说明的语句。”一是说明了叹词的情感功能与立场表达，二是说明了叹词的使用场景，三是说明了叹词的话语位置。叹词用于对刺激做出反应的场景，利用其形式短的特点第一时间应对直觉反应的现场性和瞬间性，因此多位于话轮首位置，一方面承上关联刺激和前序话轮，另一方面启后关联后续反应，如“哎呦”(Wu 2018)、“呸”“去”(李先银2013,2017:50)。张瑞祥(2022)从叹词的四个层面的功能即认识状态、态度表达、情感表达和互动行为组织出发，以汉语的原生叹词为对象，最后得出汉语叹词功能用法的分层情况，为汉语叹词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分析路径。
话语标记的使用对言谈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作用，可用于话语组织，或用来执行行为，也可用来表达立场，再或者帮助实现口语交际中的时间管理。如“就是”(参看姚双云、姚小鹏2012;张惟、高华2012),用于应答和引发话轮实现话语组织功能，用于修补和填充则是时间管理的手段。“我跟你说”和“真的(吗/啊)”是立场表达标记，前者在言谈中用来调节立场，彰显认识权威(张文贤、李先银2021),后者在会话中表示得到的完全是新信息或者信息与自己的背景知识有差异(张文贤2019)。也有话语标记既有组织功能，也有立场表达功能。如“反正”,既涉及立场表达，可以1)缓解相关信息或知识的缺乏或不确定状态，2)消弭可能存在的相异立场或行为欠缺；也涉及话语进程的组织，用来处理话语进展或会话组织进程中出现的困难等。(陶红印、高华2022)
在互动的视角下，某些词语的用法获得新的解释。比如人称代词的移指用法。完权(2019)指出，人称代词的移指意义是发话人和释话人在各自自然坐标系与话语坐标系的转移和联系中，运用各种直指机制而联合建构的语用解读。这是在动态的语言使用中观察到的“移指”的性质。史金生、王璐菲(2022)更进一步指出，“你”移指的本质是发话人在心理世界和不同的人进行虚拟对话，是发话人在叙事过程中整合对话的典型表现，是戏剧性语言入戏的一种方式。再如副词独用，一般认为副词是需要依附于形容词和动词的，但方梅(2022)发现，几乎所有语义类别的副词都有独用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独用的时候，多义副词会发生表达功能的偏移，意义偏向于主观性的解读，在其基本词汇意义之外，增加了行为解读，用于评价或者请求、建议等互动行为。
小句和句子是语言的实际使用单位，在互动交际中承担重要功能。根据功能句子分为疑问句、祈使句、陈述句和感叹句。句子的形式类型跟功能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具有语境敏感性，在具体的语境中浮现为不同的意义或行为。拿附加问来说，是“问”还是“非问”,主要取决于会话语境里参与者对双方信息状态的判断。如“是吧”附加问，除了有请求证实、寻求认同等疑问用法外，还浮现出回应反馈、维持注意、衔接话题等非疑问用法。(姚双云、田咪2020)金小溪(2021)将附加问的功能确定为“求确认”“求认同”“求互动”。
再如反问句，一般认为肯定形式表示否定，否定形式表示肯定。这是纯粹逻辑或语义上的推演，脱离了具体的交际语境，不能反映反问句在真实互动中的真实使用情况。刘娅琼、陶红印(2011)发现反问句常用于地位比较平等的说话人之间，通过已知或常识类知识表达提醒、意外、反对和斥责等。反问句是否有疑以及呈现出的礼貌程度的等级差异，受制于不同事件的信息类型，如果是基于B-events的反问句，可能会有疑。(张文贤、乐耀2018)再比如“怎么”询问“原因”, 执行的是由互动交际需求产生的浮现行为打包而成的复合行为，在具体的语境中浮现为“反驳”“责怪”等行为，且在反复发生的语言实践中规约化了。(张文贤2021)
关于问句、疑问句、反问句、疑问、询问、反问等术语，实际上存在很多纠葛。方梅、谢心阳(2021)明确指出汉语语法研究中“疑问句”这个术语对应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形态句法意义上的疑问式(interrogative);一个是在互动交际中用于发问的表达形式疑问句(question)。
3.2话题互动性的研究
汉语话题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多是单句层面的静态分析。沈家煊(1989)敏锐地观察到：“从连续的动态上看，话题和说明没有明确的分界，任何话题都是引出的反应或说明，任何说明都是实际或潜在的话题。”“篇章是一系列‘说明’的连续组合，每个说明既是前一个说明引发的结果，本身又能引发下一个说明。”沈先生的探讨已经突破了句子层面，并观照了话题的语篇性和动态发展。
语法观的发展推动了话题研究的发展。在自然会话中，交际双方会在互动中完成话题的确立和转换。陶红印(2008)以话题发起人的角色为依据区分出自我发起类话题与他人发起类话题，两类话题的结构形式不同，话语功能也不同。乐耀(2013)认为会话话题是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可以在后续言谈中延续下去的指称成分。不管话题是否具有新闻价值，还是是否可以延续，这两方面都需要由交际双方协商合作去完成，而这一过程就是会话话题的生成过程。姚双云、刘红原(2020)发现会话中话题结构的构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首先，从参与主体来看，它们可能由单方独立构建，也可能由两方或多方共同参与构建；其次，从互动协商过程来看，会话主体针对特定客体的认知存在认识不均衡性或主观倾向性，因而导致述题方向分化为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形。
但是，从语篇与交际互动的角度去研究话题并不意味着话题可以截然地分为句子话题与语篇话题两类，更不能说句子话题没有互动性而语篇话题或者会话话题才具有互动性。完权(2021)从交际互动与语篇视角两个方面来考察话题的性质。他所说的话题的互动性，强调的是各种会话交际因素对话题的影响，涉及话题的选择、构建、持续、 更新等多方面。他将话题定义为：话题是由会话人在具体互动时空中共同协商构建的联合背景注意的中心。汉语主谓句的句子话题具有语篇话题的本质，也是语篇话题。这无疑是话题认识上的大进步。
四.在线产出研究
自然口语产出是在真实时间内不同语言成分在时间线上的逐步递加而构成的，具有在线生成的特点，口语研究面对的是“行进中的句子的句法”(the syntax of sentences-in-progress; Lerner 1991)和行进中的口语现象，如话语交叠、话语共建、话语延伸、话语修复、话语叠连、话语填充等等，并在“行进中”去观察互动和语言的互育互塑。
4.1交叠的研究
交叠是互动交际中“一次多于一方发言”的现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交叠的认识在不断变化。首先看交叠发生的位置。Sacks et al.(1974)基于电话交谈的材料发现，交叠通常发生在话轮转换相关位置(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TRP)上。随着口语材料的类型和数量扩充，Jefferson(1983,1987)发现在TRP之前和之后也会交叠。Chui(2004)认为在语调单位内部的小句谓语部分很少会发生交叠，而方梅、张耘鸣(2023)发现在语调单位内部的小句谓语部分实际也常常会发生交叠，并且交叠并没有发生在TRP处。也就是说，交叠几乎可以发生在任何位置。
再来看交叠的类型。早期研究认为交叠是话轮转换机制的失序造成的，是对会话的“打扰”(Schegloff 2000)。后来的研究基于更多的语言事实逐步认识到，交叠是互动的产物，存在内部的有序性。李先银、石梦侃(2020)根据交叠发生的原因将其分成协奏型交叠、共建型交叠、介入型交叠、误判型交叠和自选型交叠。在讲述、论辩和日常会话三种话语类型中，介入型和反馈型是两种主要类型的交叠，两种类型的交叠相加，占比达到70%以上，误判性和自选型交叠占比约为20%。而在讲述和论辩中，介入型和反馈型呈现出比例倒置的情况，在日常会话中二者的比例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中和”。这说明，多数的交叠由对话参与者逐步共同塑造，反映的是交叠制造者对会话介入时机的动态调整，以表现对当前言者的合作或抵抗。
4.2共建的研究
互动交际是协同和竞争的动态过程，话轮不断转换和推进，听说双方的角色也在不断发生转换。听者在语法语义和背景知识等帮助下，可以提前预测说话人行进的话语中还未产出的部分，这就是话语的投射性(projection),投射具有跨语言的句法差异，有早投射语言和晚投射语言之分。(参看方梅、胡苏红2023)投射为听话人与说话人共建话语提供了可能性。所谓共建，即合作共建(Lerner 1987),就是一个句法单位由不同说话人共同产出。。关越、方梅(2020)发现，句法合作共建主要发生在当前说话人找词(word searching)和受话人作一致性表达的时候。关越(2020)考察了复句的合作共建，而张耘鸣(2023)考察了单句内发生的合作共建。
交叠和共建都表现了说话人的主动参与和高度关涉，反映了自然口语对话的合作本质。共建与交叠常同时出现。方梅、张耘鸣(2023)对31小时的自然口语对话的考察发现，在352个单句层面的合作共建中，交叠型合作共建有191个，占比54.93%。交叠型合作共建反映的是话语投射性。封闭语料的观察发现，发生交叠型合作共建的句法结构在投射性上的大致等级差异为：介宾结构>动补结构、并列结构>动宾结构>主谓结构>定中结构>状中结构，这为我们认识句法结构和语义范畴的心理现实性提供了可视的证据。
Zhang et al.(2021)考察了发生在话轮末尾、合作完成话轮末项的交叠型合作共建现象。交叠型合作共建的功能有三个：一是帮助产出，列举活动中常见这种交叠型合作共建，因为三项列举惯例为交际双方的合作共建提供了句法投射的资源(关越2023);二是展示理解、共建立场，即基于预判提前展示对对方话语内容的理解，与对方共同构建同一立场；三是第二个说话人有意利用第一个说话人未发出末项的时机，提前接话，共建当前话轮，展示独立立场。
4.3延伸的研究
黎锦熙(1924/1992:34)很早注意到“来了吗，他?”这类现象，从句法角度命名为倒装。这是静态句法观的认识。赵元任(1968/1979:75)从动态语法的角度认为这是追补，一是后边的话是临时想起的，二是去掉后边的话前边的部分也是完整的。陆镜光(2000,2004a, 2004b)基于在线句法，把后续部分看作先行部分的“在线延伸”(on-line extension)。延伸是现象命名，追补是功能命名，命名的改变也意味着人们对追补现象的性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口语交际中为什么要追补?追了什么?补了什么?一类观点可归结为主次论，即前句为主要内容或主要信息，后句为次要内容或次要信息。陆俭明(1980)说，“说话人急于要传递给听话人的东西”“往往带有强调的色彩”,所以前置，后移部分则是捎带补充性的东西。朱德熙(1982:221-222)的解释基本类似，“前置的那一部分是说话人急于要说出来的，所以脱口而出，后一部分则带有补充的味道。”这些看法体现了研究者对言者表达意图的重视，也显露出语法受互动影响的思想。张伯江、方梅(1996:53)从信息编码的角度解释：易位问题的实质是主位成分的后置，也就是次要信息后置。因此，易位可以看做是“话题—说明”结构的倒置，称之为“主位后置句”。另一类观点可归结为并置论，即前后两部分只是口语产出在时间上构成先后关系，不存在主次。如赵元任的追补说，陆镜光的延伸说。Luke(2012)进一步指出追补句具有强化、提供背景信息、修正或加以限制、澄清和说明等功能。
尽管有很大争论，关于延伸有几点是明晰的：一是延伸与时间有关，是自然口语交际中时间压力下的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二是延伸是交际意图驱动的，重要事情先说导致了大部分延伸句的发生。三是延伸部分受长度限制，通常都比较短。四是延伸的功能可归结为信息调节和立场调节两大类。(李先银、张文贤2023:127-132)对延伸的研究，是观察互动对语法的影响的一个绝佳窗口。
4.4修复的研究
修复是对口语产出中发现的故障进行处理的过程(Sacks et al. 1974)。陈建民(1984:225)指出，时间、年龄等容易记错，因为说话人说话时来不及多加思索，所以常常说错，一旦意识到错误，就会立即更正。修复是一个有序的组织活动，包括故障源、启动修复、进行修复和完成修复等多个部分和步骤。修复研究多关注修复类型和修复手段。修复有六种类型：自我启动的自我修复、自我启动的他人修复、自我启动的修复失败、他人启动的自我修复、他人启动的他人修复、他人启动的修复失败。(Schegloff et al. 1977)Schegloff(2013)将修复手段分为十种：替换(replacing)、插入(inserting)、删除(deleting)、搜索(researching)、认知插入(parenthesizing)、放弃(aborting)、更换序列(sequence jumping)、循环(recycling)、格式化(reforming)和重新排序(reordering)。后来的研究基本上继承了这个分类，不过有所微调或归并。如Zhang (1998)发现修复轨迹呈现的方式有修改(modification)和重组(restructuring)两种，其中重组又包括由于视角变化或者行为转变，对故障源的抛弃，以及对故障源中的材料进行重新组织的重构。
汉语的修复研究关注具体的修复类型。Luke & Zhang (2010)考察了汉语会话中的插入类修复，并将插入分成两类，局部类插入和整体类插入。局部类插入一般是针对指称或预测的，可以让已输出的表达更准确；整体类插入一般情况下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会对整个叙述结构产生影响。Zhang (2014)从韵律的角度分析了汉语普通话中切断(cut-off)类修复后单词重复的语音线索。Zhang(2016)对自我启动同话轮修复手段中的重新排序和认知插入进行了比较分析。郑上鑫等(2022)考察嵌入修补，发现汉语会话同TCU嵌入和转换空间嵌入具有不同的修补结构、语法特点和韵律表现，这些形式差异是说话人基于两方面进行受话人设计的结果，包括两个位置的转换相关性与受话人识别和理解修补的认知过程。
4.5叠连的研究
在自然口语交际中，叠连是说话人连续多次重复连用一个语言形式形成独立语调单位的现象，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如法语的“oui oui oui”(Müller 1996)、英语的“no no no”(Stivers 2004)。汉语既有肯定的叠连，如“是是是”“走走走”等，也有否定的叠连，如“没没没”“别客气别客气”等。(李先银2016;曹佳鸿等2023)拿否定叠连来说，常位于回应话轮首位置，偏好用于受夸赞等“利己”行为和受贬低等“损己”行为时作回应，用于“利己”行为回应表现为礼貌和语气弱化的谢绝或否认，用于“损己”行为回应表现为语气强烈的拒绝或否认。(李先银、张文贤2022)叠连的核心功能是强化，在具体情景中，可能浮现出阻止、无奈同意等。如叠连的“我知道”有时是表面认同实为阻止对方言谈，表达不耐烦的态度。(张文贤、王成英2020)
4.6填充的研究
鲁迅很早就注意到填充现象，他在《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中说：“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义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这是从作文法的角度谈填充。陈建民(1984:170-175)考察独白性的讲述发现，北京人在思维出现障碍后，常使用口头语如“这个这个”“后来，后来”“基本上”“反正”“就是说”“那什么”等以及不成词语的“嗯嗯呀呀”来填空。由此可见，填充一是因为输出困难，如记忆困难、找词困难和组织困难；二是填充形式没有意义，其作用就是填空，填补时间空白。填充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指示代词在很多语言中都有填充用法，如日语的ano(“那个+N”)和are(“那个”)(Hayashi & Yoon 2010),爱沙尼亚语的see(Keevallik 2010),汉语的“那个”(乐耀2020)。根据崔世虹(2021),“这个”填充多用于组织困难，“那个”填充多用于记忆困难。这可能是“这个”表近指“那个”表远指的对立带来的差异。
除了普遍性的填充形式，不同语言也有特殊性的，如汉语的“就是”。有研究注意到“就是”有停顿填充或者标记迟疑的功能(如Biq 2001;张惟、高华2012;姚双云、姚小鹏2012;史金生、胡晓萍2013)。至于“就是”是如何发展成为填充标记，且在使用上有何偏好，目前尚不清楚。
五. 话轮构建和序列组织
互动组织研究是互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主要考察话轮构建和序列组织。互动语言学继承与发展了一套适用于自然口语语法研究的分析单位，即话轮构建单位(TCU)、话轮、序列。TCU是会话的基本交际单位(乐耀2017),一个或多个TCU构成话轮，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话轮彼此相连构成序列。序列常以一个或多个毗邻对组成，如始发话轮和回应话轮。
互动组织研究可以着眼于话轮是如何构建的，序列是如何组织的，不同交际行为有哪些偏好的组织模式等，考察在行进的会话中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话语设计。这是纯粹的组织研究，在会话分析中较为常见，而互动语言学较为少见。也可以着眼于不同序列位置的语言形式所执行的行为，考察序列环境和语言形式的互动，观察位置敏感的语法。Thompson et al.(2015)的研究说明不同序列环境塑造回应形式。该项研究指出，回应语言形式的区别可能代表了回应设计的根本性不同，而回应的设计是位置敏感的。再如张文贤(2021)发现，“怎么”询问具体方式与询问原因所处的序列位置不同，前者常用于始发句，而后者常用于回应句，回应不同类型的“怎么”句在主语上呈现差异。田婷(2021)考察非应答的“对”发现，非应答“对”常见于扩展性讲述序列及序列的第三位置，具有序列结束的功能。
通过对互动组织的研究，可以深入到互动的细微深处，探求互动的本质。
六.立场表达研究
立场包括认识立场、评价立场、情感立场等(参看Biber & Finegan 1989;Conrad & Biber 2000;Du Bois 2007;方梅、乐耀2017),是互动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热点研究集中于评价立场研究，特别是于负面评价立场。如反问句，通过已知或常识类知识表达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负面事理立场(刘娅琼、陶红印2011)。再如让步类同语式(如“这双鞋好是好，可就是太贵了”),是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结构中通过先扬后抑表达主观评价立场的(乐耀2016)。一些疑问形式如“哪儿”(刘丞2021)、“怎么”(张文贤2021)等，在高频反复发生的互动中也规约化为负面立场标记。方梅(2021)发现引语是立场表达的来源式之一，如他引，会诱发负面立场解读。朱军(2020)、张文贤、李先银(2023)注意到，回声话语是一种具有互动性和立场表达功能的话语手段。互动交际受到社会因素的较大影响，其中情理是一项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因素。情理和情理的关联可以驱动交际的产生，激发说话人征调如“大X的”“你个NP”“也”字评价句等语言形式表达负面情理立场。(李先银、洪秋梅2017;李先银2019)
另一个热点领域是认识立场表达，涉及认识状态、信息传递、认识立场、认识权威等。交际双方认识状态的不平衡，会驱动信息的传递，同时征调多种语言资源参与认识立场表达。如对话中的指称调节，有窄指和宽指两种主要类型，它们在使用数量、修复方式、会话结构的表现以及所关涉的信息类型等方面呈现出不对称的态势。(乐耀2017)方迪(2022)也发现，自然对话中的指称选择具有标示讲述进程、展现自我定位、协调立场一致性等互动功能。
认识调节的手段有很多，如“像+NP”(姚双云、田蜜2022)。认识调节的背后可能隐藏认识权威的彰显或弱化。Wu(2018)认为“哎呦”宣示个人的认识权威。张文贤、李先银(2021)发现“我跟你说”已经规约化，主要作预示语，在对话中用来彰显认识权威，其互动功能有特别告知、独特评价和重要建议。再比如“嘛”字句，通过将背景信息强行共识给对方，构建共识立场，以寻求立场认同。(王咸慧2021;方迪2023)
七.韵律和多模态研究
在互动语言学者看来，语法(或句法)只是言者在互动交际中运用的一种资源，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语用因素、语境、韵律和身体—视觉多模态等多方面的资源。综合韵律与其他模态的研究，将加深我们对于语法具身性本质(embodied nature)的理解。
语言由韵律包装。从结构上来看，会话交际的一个话轮构建单位(TCU)对应一个语调单位(IU)(乐耀2017)。Luke & Zhang (2007)认为韵律可能在句法之上，与之前话语的韵律关系是主要的还是从属的对识别汉语TCU延伸具有重要作用。
韵律和交际功能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如带“呢”的句子，“呢”前音节时长区别不明显，类型间在音高和音强上呈连续统，渐变顺序为：陈述句大幅下降，选择问和特指问降幅略减，感叹句和反问句不降反升。(陈玉东、任倩楠2016)谢心阳、方梅(2016)发现连词用法与话语标记用法的韵律差异主要体现在该词汇项的时长特征上，话语标记用法的时长要大于连词的用法。陈玉东等(2020)发现强反问句与一般问句在韵律表达上具有明显的不同。韵律表达可以独立区分反问句和疑问句，在反问句的互动表达中发挥重要作用。
仅将目光放在句法上不足以概括或反映互动中的规律，面对面的交谈还应当考虑身体—视觉表现(bodily-visual conduct),包括注视(gaze)、面部表情、头部运动、手部动作、身体倾向和其他身体活动以及环境资源等等。Li(2014)系统分析了身体前倾的序列环境及其互动功能。Li(2016)又考察了多模态资源在构建句法不完整话轮和序列组织中的作用。Peng & Zhang (2019)考察了故事讲述序列中言语和手势的互动。
多模态互动(multimodal interaction)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互动的多模态性；二是指通过对构成互动的各种模态资源的全面考察来研究人类互动的一个研究领域。(李晓婷2019)在互动中，语言和身体活动除了能够单独形成不同的单位，二者还能共同形成同一个句法—身体单位(syntactic-bodily unit)(Keevallik 2013),即多模态单位。比如“这样”和与其相关的身体活动就构成了浮现(emergent)中的多模态构式。请求行为所在的活动类型(如打牌、做饭、游览等)、所请求的行为与该活动中其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互动参与者的身体位置都可能对多模态资源的选择产生影响。
韵律和多模态在互动表达中的重要作用，足以支撑起独立的韵律互动语法和多模态互动语法分支研究，但语言形式和非语言形式间的融合研究，仍然是主流做法。
八.余论
从研究路径和研究领域两个维度的综述可以看出，汉语互动语言学研究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些进展既可以深化对汉语口语语法的认识，也可以推动对汉语类型学特点的认识和挖掘。
未来的汉语互动语言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已有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重要的研究任务有以下几个：
第一，在继承和发扬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传统的基础上，开展汉语的互动语言学研究。既要坚持互动语言学研究的范式，如在真实的语言使用中观察语言的真实使用，分析方法坚持“近观”分析，验证方法坚持双重验证(即“形式和功能的验证”和“下一话轮验证程序”),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要继承和发扬汉语口语语法研究长期逐步形成的以“基于汉语特点”和“重视交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研究传统，如“零句说”“流水句”“对言语法”等概念和思想(参见沈家煊2012,2020;完权2018)。如何继承这些思想，如何基于汉语的特点，在进行汉语口语语法的探究中避免“生搬硬套”,是互动语言研究学者重要的任务。
第二，加强汉语互动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如互动研究的成果如何应用和服务于人工智能、老年语言、国际中文教育等领域。李先银(2020)在互动语言学理论的映照下，提出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系统的新构想。张文贤(2022)在此基础上提出教学行为大纲的构建设想。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语法及语法教学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宏大体系，理论层面仍需要很多思考，而实践层面则需要更多的探索，如“基于使用的”语法阐释如何进行，如何和教学实践接口等等。
第三，开展方言的互动语法研究。互动语言学理论映照下的方言语法研究，一方面可以通过视频语料采集和分析，为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别是濒危方言，建立多模态口语语料库，保存方言资源的基本面貌和数据；另一方面在方言语料库的基础上开展方言语法的互动研究，与普通话语法的互动研究相比较，相应证，形成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体化”发展。
第四，推进汉语(含方言)和民族语言自然口语语料库的共建和共享。目前国内已经建设了一些小型的口语语料库，如北京话口语语料库、MLC媒体语料库等。但这些语料库一是规模较小，二是单模态的文本转写，三是尚未开放或完全开放。汉语的互动语言学研究亟需建立大规模的自然口语多模态语料库。
此外，互动语言学和其他语言学分支和语言理论之间互动和借鉴，如互动语言学和认知语法、构式语法、语言类型学、社会语言学等之间的跨学科和跨理论互动，也是应关注的。如施春宏(2024)提出的构式网络在互动中互塑，可以为汉语口语互动构式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语法研究不应拘泥于某个特定理论，应该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
作者简介
个人简介：李先银，男，南开大学硕士，北京语言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后。现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语法及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目前的研究兴趣为现代汉语话语研究，特别是基于自然口语的互动研究。曾在《中国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报》《汉语学习》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和参与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多项；出版专著《现代汉语话语否定标记研究》《国际汉语教学词汇教学方法与技巧》（第一作者，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合作译注《古文观止》（第二作者，中华书局），参与编写《语法及语法教学研究》（张旺熹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和汉语教材多部。
本文来源：《语言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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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小编：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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